高玉祥（1923年2月-2018年12月），江苏苏州人，1941年考入震旦大学医学院，1947年9月毕业后在震旦大学附属广慈医院任医师、主治医师，1952年至1961年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讲师、主治医师。1961年3月起，任我校附属医院皮肤病学教研室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1970至1979年，下放安徽泗县山头公社卫生院、宿县地区医院。怀着“把蚌医的皮肤科办成全省皮肤科医教研的中心”的信念，高玉祥打造出省内首屈一指的学科，成为国务院首批颁布的硕士学位授权点。1998年2月高龄退休，用一生践行了医者初心。

心系穷苦大众 他是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高玉祥1923年2月出生于上海，父亲是洋行职员。因为是家中长子，他被父亲寄予厚望。父亲做主为他选择了医生的职业，还计划送出国留学成为名医。后来，其父在1940年去世，但高玉祥仍坚持于次年考入震旦大学医学院，并于1947年起在广慈医院皮肤科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坚持念完医科，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医者父母心”，高玉祥对穷苦患者格外关照。1952年，他参加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白天耐心施治，晚上就对着煤油灯翻书查找疑难病症的诊治之道，想尽办法务求病员早日恢复健康。他也是最早从事职业性皮肤病研究的医师。他对电镀、橡胶工人职业暴露与职业病的调查分析，不仅解除了很多病患的痛苦，还引起了广泛重视。

后来，广慈医院被接管，高玉祥随之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皮肤性病科工作，担任教研组讲师。从广慈医院到上二医，高玉祥都是同事眼里的模范人物——他不仅业务精湛，还常牺牲休息时间，主动帮助其他医师值班。碰到前来请教的同事，更是倾囊相授、毫不藏私。1958年，他曾在卫生部举办的麻疹防治专业医师进修班做辅导；1960年，在华东区职业性皮肤病进修班担任业务秘书和辅导工作，都以耐心教学而广受好评。

对距离上海千里之遥的安徽，高玉祥并不陌生。1952年起，他就担任东南医学院（现安徽医科大学）皮肤科特约讲师。1954年参加皖北防汛救灾，承担了许多医疗工作。“除了外伤创伤及肠胃道疾病之外，皮肤病尤其是下肢糜烂性皮炎极多，许多病人迫切等待医务人员的救援。作为一个人民医务者，一个从事皮肤病诊治的医务工作者，责任感迫使我报名前去灾区工作。思想上，我做了吃苦的准备，身体不坚实也并未有所顾虑，唯一担心就是科内人手较少，教学和医务工作繁重，恐我去灾区后科内更加忙乱”，高玉祥回忆时说，小组讨论时，大家对参与防汛医疗工作都表现出无比的热情，愿意去最艰苦的地方。当时，高玉祥被分配到淮南市，初去时安排在体育场内救治患者。“对患者的痛苦，高医生非常同情和体贴，态度和善，不嫌麻烦”，一位同事说，当时为了抢救一个危重的小女孩，高玉祥甚至捋起袖子去献血。

对于高玉祥，这次工作使他更加认识到政府对人民痛苦的关怀，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都不能比的。“淮南作为一个新兴的煤矿工业城市，我亲眼看到了目前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看到了祖国美丽的前途”，31岁的高玉祥在日记里写下充满信心的文字。由此，也鼓舞起他的干劲。来到淮南后，他一边帮助大队长领导全队工作，一边腾出手来和其他几位医师协助人民医院改进制度。当时的条件无疑非常艰苦，但他毫不以为意，几经筹划举行了4次理论学习，帮助当地医师提升业务水平。平时门诊遇到罕见病例，也会作为案例招呼大家前来观摩。对当地的“赤脚大夫”，高玉祥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土”“洋”结合，治好了不少疾病。

妙手解病痛 他是值得信赖的名医

有了在淮南的经历，援建蚌埠医学院的号召发出后，高玉祥立刻响应，1961年来到学校附属医院皮肤科担任科室主任。系统坚实的理论知识，加上丰富的临床经验，让高玉祥解决了不少疑难杂症。在医院，他曾遇到一位全身性红皮病的患者，当时上海几家大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都是细胞组织增生症，高玉祥却认为这是segng副综合征。当时这种病例国外报导不超过100例，国内尚未报导。最终治疗结果显示：高玉祥的判断是对的。

文革期间，高玉祥被下放到泗县的公社卫生院和宿县地区医院。1978年回到医院继续担任皮肤科主任后，他立志要把蚌医的皮肤科办成全省皮肤科医教研的中心。就这样，他除了牛皮癣专病门诊工作外，还随时协助处理一切疑难病例。对于诊断困难的病例，他总是千方百计查阅资料，与有关科室研究讨论，务求明确诊断。很快，他就在病患中发现了若干当时国内尚未报导的罕见病，比如红细胞生成性原卟啉症等。在他的主张下，科室恢复了长期停顿的门诊治疗室，以及紫外线红外线电灼等治疗项目，还开展了DNCB治疗斑秃，患者无不称赞。

日历翻到上世纪80年代初，高玉祥将近60岁，早已是业内知名专家，但他仍然坚持每周三上午在门诊坐诊。这样一做就是十来年，直到他年逾古稀并患有突然性耳聋，依然每日到岗、每周查房，参加处理危重病人、院外会诊等。不仅如此，还坚持钻研业务，不断更新知识，主持每月一次的全市疑难病例讨论会。

为人师表 他传的是术更是“道”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不光医疗任务重，培养年轻医生也是重中之重。1979年10月至次年1月，高玉祥受命在安徽省卫生干校举办的第一期皮肤科医师进修班讲授主要课程。对于“自家”医师和学生，高玉祥更是恨不得耳提面命。在皮肤科，业务学习和学术讲座是最常见的“休闲”，他会找来国外最新资料介绍给同事们，还帮助修改论文，辅导外文阅读和翻译。高玉祥是一个典型的震旦学生，最擅长的法文可以兼顾笔译口译和阅读，阅读英文也十分熟练。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学习俄文，阅读翻译都不在话下。因而，高玉祥也担任了科室翻译、补习教师的“职务”。

教学，是贯穿高玉祥职业生涯的另一个关键词。在上二医期间，他就担任过皮肤结核病、接触性皮炎、药物性皮炎的授课任务。来蚌医后，他担任学校医疗系皮肤病学大课理论教学，1961年还主讲并编写过皮肤病学讲义。在当时，高玉祥可谓“全才”，能全面系统地讲授皮肤科基础理论、基本操作技能、病因病理诊治原则，还将国内外皮肤科新进展引入课堂。因为讲课时旁征博引，加入很多临床案例，加之条理清楚，教学效果自然极好。

1981年，学校皮肤学科成为国务院首批颁布的硕士学位授权点。从1980年到1989年，他指导了9名研究生。他们不仅都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还有学生考取博士研究生继续深造。教学中，高玉祥给了学生充分的自主：由学生提出课题设计，师生一起研究其科学性、可行性。他会耐心指导收集资料、撰写论文。高玉祥一直跟学生强调，课题要有理论及临床使用价值。为了学生多看多学，他坚持每周1-3次教学查房，讲解病情之外也教学生如何对待病患，真正做到言传身教。1988年，一位研究生离校时给他的留言是：“您教会了我如何工作和学习，也教会了我如何做人。”

上世纪80年代末，教研室人手紧张，授课的两位老师因骨折无法上课，花甲之年的高玉祥一人承担了所有课程。他重视课堂教学，每次考试结束都会认真分析试题，把错误率高的内容列为教学难点，后面讲课时必须讲深讲透。

在医疗、教学之外，高玉祥对科研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在1952年出版的《华东区组织疗法资料》第一期上，就有高玉祥撰写的《一年来组织疗法在皮肤病上应用的报告》；1954年第一期《中华皮肤病杂志》也刊登了《皮肤结核病治疗之新进展：异烟肼治疗皮肤结核病二十二例报告》。包括他的俄文译作，都极具临床参考价值。文革过后，他笔耕不辍，有关麻风病的防治免疫研究、皮肤结核病治疗上的研究、药物性皮炎等方面的论文都刊发在《中华皮肤科杂志》《中华医学杂志》等全国性期刊。

1979年他刚回到附院，就确定两项科研课题：“橡胶工业中的职业性皮肤病”“牛皮癣的病因及治疗”，很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病患需求。在这期间，他撰写的《国外皮肤科外用药进展》《小儿银屑病的临床表现》《小儿全身性脓包型银屑病》，以及关于神经皮肤病综合征的论文，都得到业内一致好评。还有现代免疫学的基本概念、麻风免疫学进展、麻风免疫学问题等综述性文章，成为省内皮肤科医务工作者的学习参考资料。

高玉祥还是中华医学院皮肤科学会委员，兼任《中华皮肤科》杂志编委，《临床皮肤科》杂志特约编委，《安徽医学》编委、《蚌埠医学院学报》编委，以及中华医学会安徽分会理事等。因为表现优异，他不仅先后获得学校“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优秀教师”等荣誉，还在1989年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师”称号。

1998年，高玉祥以75岁的高龄退休，用一生践行了医者的初心。

（韩志/审 靳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