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孝庭（1923年10月-2020年4月），祖籍浙江杭州。1947年6月毕业于原上海国立医学院，历任上海中山医院住院医师、济南白求恩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外科医师。1959年12月，支援建设蚌埠医学院，是学校病理解剖教研组和一附院病理科创建人、我国肿瘤病理学奠基人，任病理教研室讲师、副教授、教授、病理教研室主任。1986年7月退休，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辗转求学路 不变的是一颗爱国心

1923年10月，俞孝庭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父亲是上海达华印刷公司的经理，对他的成长寄予厚望。1941年，俞孝庭从上海晓光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国立医学院学习（6年制，后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刚入学不久，学校为避战火搬迁至重庆。俞孝庭和同学们一起，经杭州、金华、鹰潭、赣州、曲江、衡阳、桂林、贵阳再到重庆，到达时已经是次年夏天。“路上十分艰苦，时常要穿越交战线，我们便与商贩同行”，回忆起求学时情景，俞孝庭回忆说，学校位于歌乐山，距离市区33公里之遥，同学们大多靠变卖衣物细软维持生活，甚至上着课也时不时要跑“空袭”，因而颇为国家危难而伤感，这也在他心中埋下了建设祖国、为国奉献的种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学校决定回迁，俞孝庭又经西安、洛阳、郑州、开封、徐州、南京，历时一个月回到上海。一路艰辛咬牙坚持，终于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他曾在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中山医院实习、见习。1949年初，他本已拿到去芝加哥学习麻醉学的推荐信，但思想前后，还是毅然决然地留下来建设祖国。

在上海中山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和山东医学院工作一段时间后，俞孝庭1954年调回上海，在上海第二医学院任病理科讲师。1959年底，援建蚌埠医学院的号召发出，俞孝庭二话不说来到蚌埠，同陈约翰等牵头组建起病理解剖教研组，一直工作到1965年。在这期间，他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强调实践与理论结合。一方面，创建了青年教师试讲制度，要求试讲前教研组主任批阅讲稿，试讲后提出改进意见，不“磨”到位不上讲台；一方面，安排经验丰富的教师挑大梁，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资料，很快病理解剖教研组就成为校内教学领头羊。“俞老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启发诱导与独立思考结合，要求灵活掌握知识，关键在应用”，一位蚌医学子毕业多年后回忆，俞老师不仅常告诫大家不要死记硬背，要多联系实际多思考总结；课余还会主动召开班长、课代表会议来了解学习情况，讨论学习方法。有学生提出意见，俞孝庭都会认真记下，琢磨着改进教学方法。不过，这并非代表俞老师一味“惯”学生，对于学习他向来要求严格，绝不会无原则迁就。

教研组合影，俞孝庭（前排居中）

工作中，他以教研组为家，以为教研组多做一件事为荣，以身作则形成了一呼皆应、人人动手的工作氛围。哪怕是本来不够用热情主动的新同事，在融洽的集体大家庭也迅速起了变化，工作学习的劲头十足。当时，大家在经济、物资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但每次分配供应券、日用品时，都能够互谅互让，优先照顾最需要的同志，做到意见统一、大家满意。曾与俞孝庭共事的曹先群至今记得，自己的新被单被偷了，科内同志协助追查线索，还在年终棉布票补助时主动照顾。“虽然教师不用坐班，但工作时间都在教研组，假日值班、放弃休假也毫无怨言”，曹先群用“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紧密团结、充满朝气”来形容当时的氛围。对进修的外院医师，俞孝庭会主动帮助制定计划、热心培养，平时则团结视为家人。“深受感动，流连忘返”，这是很多进修医师的评价。

工作中，俞孝庭一直坚持每两周一次学术活动，包括读文献和报告、读片会、典型病例讨论等，有时还邀请临床各科参加。因为英文水平很好，不仅能熟练阅读、笔译专业书刊及普通书报，还能听懂专业演讲、写专业文稿，甚至能教专业英语，俄语和德语也能阅读专业书籍，因而俞孝庭对学生和教师的外文要求也很高，鼓励大家学习、阅读外文文献，并设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在他的带动下，青年医师各个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在繁忙工作中挤出时间攻读外文。“工作认真负责，注重改进教学和培养青年教师，对肿瘤形态学有专长，业务水平较高”，这是大家对俞孝庭的一致评价。

俞孝庭与同事讨论工作

教学医疗一肩挑，是俞孝庭的工作常态。当时教研组除了一附院，还联系蚌埠市及邻近地区20余家医院的外检及尸检工作。这些工作不光繁琐，而且时间性强、责任重大，寒暑假必须坚持，周末或者中午、晚上的休息时间也时常遇到等待诊断的急重病例。诊断之外，许多登记、编号、消毒、洗刷、收发、标本及尸体处理等勤杂工作都由俞孝庭带着大家一起完成。无论什么工作，俞孝庭都一马当先，不怕脏臭，也不顾虑传染风险。一切从病人出发，每个过程都做到慎重细致，有问题主动与临床医师联系，诊断报告准确及时。根据1962年的记录，教研组收外检2131件，同比增加665件；制作大体标本75件、切片20套、尸检26例，与此同时还支援了组胚教研组建设。1963年，俞孝庭被评为学校“先进工作者”，病理教研组被评为“先进集体”。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执着信念终不悔

十年浩劫中，俞孝庭也受到冲击，但他干劲丝毫未减，专业也没撂下。下放到砀山城郊土山大队时，他积极向当地人学习方言土语，对食宿完全没有要求，吃的好孬都不在意，有时甚至不等吃饱饭就上工。劳动之余买了很多书籍坚持学习，还送给农民带着大家一起学。

1975年，国家在北京召开“肿瘤分类”讨论会。俞孝庭和上海肿瘤医院顾绥岳、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杨简、天津肿瘤医院王德延等名家一道受邀参会，制订出《肿瘤分类和命名》，成为病理解剖的准绳。当时，WHO的肿瘤分类（蓝皮书）和AFIP的肿瘤图谱刚传到国内不久，中国就有了一套自己的肿瘤分类，对于百废待兴的医疗行业来说，无疑令人大感振奋。回到学校后，俞孝庭比之前更加忙碌。在教学上，他主动担任大学部分青年教资理论提高；教研上，两年间写出十余篇论文，在全国性及兄弟省市病理学术会议上宣读或讲座，受到学界高度评价，部分还译成英文投寄国外杂志；作为省病理学会副组长单位（皖北片组长单位）负责编纂审稿；一边还抽出手来，指导中青年教师写论文并帮助修改，教研组同志写出论文二十余篇。

俞孝庭部分著作和译著

俞孝庭擅长病理解剖学和肿瘤学，尤其是病理形态学和肿瘤病理学方面的研究。他一生著作颇丰，曾经编写医士丛书《病理学》《外科学》《组织学》部分章节。1959年，他编译30余万字的《肿瘤病理学》出版，展现了当时国内外肿瘤病理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阐明了肿瘤病理学的许多基本理论和概念，填补了我国肿瘤病理学领域的空白，到上世纪80年代仍是某些院校招考研究生的指定参考书。1960年，俞孝庭又与黄惟中、叶君平等前辈合译出版了75万字的《外科病理学》，他负责三分之一篇幅的翻译任务，该书1960-1964年间4次印刷，满足了病理诊断的需要。1965年，他参加编著《小儿病理解剖学》的两个半章节、约5万字，占总篇幅五分之一。1986年4月，他的《肿瘤病理学基础》这一77.2万字巨著出版，该著作对许多基本概念和基础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澄清了不少模糊观点、不明确概念和紊乱不统一的名称、术语，分类，分型、分级法等，颇为学界看重。在《中华外科学杂志》《中华病理学杂志》《肿瘤防治研究》及地方性医学刊物上，俞孝庭发表论文或综述数十篇，对肿瘤病因学、肿瘤分类和命名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和看法。

很多同事都评价俞孝庭是个较真不怕硬的人，专业上的错误一定会当面指出。“他对医学的态度非常虔诚，眼里容不下一点错误”，一位同事评价说。上台讲课，他旁征博引，会提前准备比课堂教学多得多的内容。“同学们在课堂上多学一点知识，将来到了临床就多一点底气”，这是俞孝庭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也贯穿他教学生涯始终。正是因为他和陈约翰筹建了学校病理学教研室和一附院临床病理科，为此后的肿瘤特色专科建设奠定了基础。2001年，该课程被省教育厅批准为省级重点课程，2007年获评省级精品课程。

1986年，俞孝庭退休。2020年4月去世，享年98岁。

（韩志/审 靳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