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约翰，1930年9月出生于上海，1948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后就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医预科，1952年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于病理解剖教研组。1959年，响应组织号召来到蚌埠医学院，筹建病理解剖教研组，历任教研组副组长，讲师、副教授、教授。2019年10月去世。

孟婉珍，1930年9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从上海清心女中毕业后，与陈约翰同年考入沪江大学生物系，求学之路同样经历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广慈医院妇产科任住院医生。1960年，她跟随丈夫来到蚌埠，历任学校附属医院妇产科住院医生、主治医师、妇产科学讲师、妇产科学教研室副主任。

陈约翰：扎根教坛的“多面手”

陈约翰出生于1930年，1948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之后就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医预科，1952年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学习，三年后学成毕业，任教于学校病理解剖教研组。在此期间，他参与过《肿瘤普查手册》《儿科病理解剖学》《肿瘤病理学基础》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理论基本功扎实，再加上利用擅长英语、俄语和日语的优势，翻阅了不少专业书籍，很快在教研组展露头角。

陈约翰参与编写的部分教材

   “我的母亲陈锦凰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医院的医生，所以我从医也是自然而然之事。能为病患解除痛苦，在我看来极高尚光荣”。从医多年，陈约翰对自己的选择始终笃定，这与他所经历的时代也有直接关系——1949年，上海市区刚解放时，陈约翰曾为进步同学所邀，参加了宣传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策，对党有了初步认识。抗美援朝开始，他的大姐桑明淑被选拔到南京军事干校学习，带回来的所见所闻也启发了陈约翰的思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党，与人民是怎样的关系？1952年，他主动报名参加松江乡村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为期40天。一个多月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陈约翰在救死扶伤之外，亲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为广大农民解除病痛以及为彻底消灭危害最大的血吸虫病付出的代价。“治疗工作告一段落，临行时农民兄弟热情相送达数十里，这种热情深印在我脑海中”，他回忆说，几年间对党、对人民的感情不断升华，深刻认识到只有党才能彻底改变旧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因此，他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

教研组合影，陈约翰（前排左三）

1959年，上二医援建的蚌埠医学院刚满周岁，陈约翰就响应组织号召来到蚌埠，继续从事病理解剖方面教研工作。刚来，他就立即挑起大梁——在教学上能独立承担实验及理论的讲课，在业务上掌握一般常见外科诊断及治疗技能。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蚌医来说，陈约翰所擅长的外语更是非常宝贵的才能，他翻译的很多外文文献对提升当时的教学和诊疗水平有着直接的帮助。

文革期间，陈约翰也难逃冲击，但他心中的信念之火从未熄灭。1973年，陈约翰曾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进修病理学。他不光查阅了大量的典型切片及病理档案资料，还主动报名参加科内日常工作以提高病理诊断能力。3个月的时间，他将科内积累的主要资料翻阅了一遍，并结合科内外检、冰冻切片、尸检、讲课以及每周读片会，阅读有关参考文献。“在长期脱离实际工作中，有这样的机会很有必要。我收获很大，回来面对学生时也更有底气”，就是这样，陈约翰不放过任何一个能提升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只为能积累更多、传授给学生更多。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陈约翰也迎来了人生中的关键十年。这时，他所掌握的外语技能派上大用场。通过各种渠道搜索国内外的学科前沿动态，再“搬回”课堂，是陈约翰当时最重要的工作。重组病理学教研组时，他起到了骨干作用。从事病理解剖教学工作和病理诊断二十余年，陈约翰基础知识扎实，教学和病理诊断经验丰富，能主讲全部病理解剖学，且具有很高的外检水平，独立设计和开展了很多科研工作。他参与编撰的《儿科病理解剖学》已作为儿科学专业的必要参考资料；《九例中华血吸虫的尸检》获业界学界一致好评；《宫外孕时内膜不典型改变》研究自1962年首先在国内刊物上介绍，很快引起病理学界重视，后编入教材。他担任1977级《病理总务论》部分章节的讲课，不光参加集体备课及试讲，还和同事们一起制作大体标本，布置画廊，想尽办法提升教学质量。专业之外，他还尝试以目前国内外流行的多选法出试题，以期真正了解教与学的水平。“陈老师不提倡死记硬背，而是着重于对基本概念的掌握”。毕业四十多年，1977级的同学们回忆起陈老师仍然印象深刻。教学效果好、负担不重是大家一致评价，而教师通过出题也有一定收获。

不光重视学生的课堂学习，陈约翰同样重视教师的成长。在他的主持下，教研室每两周组织一次学术活动，校阅老师的译稿、做英语辅导，讨论尸检及报告书写等。直到如今，大家提起陈老师，评价都是平易近人、顾全大局，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关心同事，对于教研上的问题有求必应。首任院长谢炘对他的评价是：“善于钻研，讲课效果好，有责任心，对工作积极负责。”

孟婉珍：耐心又贴心的妇产科“大姐医生”

    在成长轨迹上，孟婉珍和丈夫陈约翰有很多重合之处：同样是1948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次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学习，也曾在1952年下乡参与血吸虫病防治；1955年从上二医毕业后进入上海广慈医院妇产科工作。在上二医学习时，孟婉珍的成绩很好，尤其专业课很少低于80分。而且，她也同样精通英语，不仅可以听读写讲专业书籍，连中英互译都很擅长。工作三四年后，孟婉珍已经能胜任相当于主任医师级水平的临床业务工作，包括查房、妇产科大小手术、示教等，可以用英语查房对话及教学，还曾在同济大学、上海师大、瑞金医院等国内各大学、医学院校进行巡回讲学。

1960年，孟婉珍追随丈夫陈约翰的脚步来到蚌埠医学院，在附院妇产科一直工作到1978年。在当时，孟婉珍的业务是科室当之无愧的领头羊，但她仍常常提醒自己，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抓紧重点，日常工作中要仔细、关怀病人，常检查缺点。不放过一个疑问，对于用药亦注意用途。

“医术好，对病员态度好，和蔼可亲”是很多人对孟婉珍的评价。在她看来，所谓“医者父母心”，就是要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依自己的心情来设想别人，爱护病人”。休息时不随便打扰或进行体格检查，对于病人疑问耐心解释、说服。常利用工作之余，值班之日常为病人介绍病情，讨论治疗方针，比如子宫摘除后对于生理上的改变、不育症常见原因、宫外孕的道理等病患关心的问题，她常用通俗语言解释，一直到患者理解。如此种种贴心的细节为孟婉珍赢得了患者的表扬及爱戴。

临床工作之余，孟婉珍还担任多年妇产科学大班讲课及实习见习等教学工作，并参加编写妇产科讲义、实习见习大纲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1979年，孟婉珍告别临床，调入学校学报编辑部工作，于1980-1985年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和第一届、第二届编委会委员，还兼任医学系妇产科教研室副主任。岗位调整后，她很快由外行转为内行，对于稿件特别是妇产科专业的论文逐句审阅，帮助同事们开展专业译文、文摘并经常参加专业文摘校对。工作不分分内分外，孟婉珍都承揽下来、乐在其中。每期学报编好后，她都主动协助书写、修改中外文文摘、外文目录、年终中文总目录。她甚至会到工厂，就为了出版、投递、托运等流程，力争把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

尽管不再从事临床一线工作，但她仍然保持与临床联系，收集第一手的鲜活资料，总结经验，撰写有关论文。经由她穿针引线，蚌医与上海医学科技情报站建立交流关系。沪上与淮上得以同时分享科研最新动态。以《中华医学杂志》为蓝本、《上一医学报》为标准，参照国内重点医学院学报，孟婉珍牵头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文稿书写格式与规范。这在蚌医学报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见到成效后，她很快主持了第二次修订，有力推动了学术规范。她还组织起有一定医学知识和水平、工作仔细又认真的同志做不固定校对，想尽一切办法提升学报质量。常年在临床一线，孟婉珍熟知院内科研动态，她积极组稿、约稿，还专门跑到各教学医院组稿、访问作者，参加科研成果鉴定会等院内部分科研学术活动，常一坐几个小时就为了能当面约稿。

“专业扎实，外语水平高，审核校对细致，主编刊物质量较高；作风朴实、爽直，帮助同事热心”，年终总结时，同事们对孟婉珍的评价很一致。有人说，她有甘当无名英雄的气概，乐于为全院的教学、科研服务，积极创造条件，帮助每一个作者修改文章。“有了孟老师，学报质量有了质的提高”，这是一位教师给她的评语。

从沪上到淮上，扎根蚌埠数十年，陈约翰、孟婉珍夫妇相濡以沫，始终携手同行。“我们是夫妻，也是同事，也是相互督促、共同提高、共同为病患解除病痛、救死扶伤的战友”，说起两人的工作，孟婉珍有一次笑着和其他同事解释。回首这一生，两人的定位与评价也高度一致。年过五旬时，孟婉珍又拿起书本学习日语，希望追赶外国前沿动态。“祖国对我有要求，能投身火热的建设大潮，以自己所长为祖国现代化贡献一份绵薄，何其有幸”。

陈约翰、孟婉珍夫妇合影

（韩志/审 靳瑾/文）